重要的是，这样一种富强基础上的“文物之文明”已“非欧美之特俗”，而成为“万国之通俗”，则这一文明的评判标准自然也随之普世化。故中国“滇黔山谷之民，服食之陋，如鸟如豕，焉得而不为欧美人轻也。岂惟滇黔山谷之民，以欧美人视举中国人之俭陋，亦犹是也”。而一切“新世界政俗之源本”，即为物质之学。不从此措手，“徒用中学之旧学，固不能与之竞；即用欧美民权自由立宪公议之新说及一切法律章程，亦不能成彼之政俗也”。不知不觉间，“彼之政俗”已成康有为努力的目标了。
“方今竞新之世，有物质学者生，无物质学者死。”可惜同光以来中国数十年变法，一误于仅得空名之学校，再误于自由革命之说。新学堂所得“不过语言文字之微，堂室窗户台椅之式；欧美政俗之粗略，分毫未得其实用”。以当时“中国之散漫无纪”，正宜仿行德国整齐严肃之治，而欲以自由救之，适得其反。故康反复“校量中西之得失，以为救国至急之方”，惟在物质，且需落实在“工艺汽电炮舰与兵”之上。整个世界“已变为大列国之势”，在“霸义大出竞争最烈之时”，双方交战“苟械有不敌，胜负立决，无可为言”。若“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、革命、平等、自由”，当强敌要挟之时，“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、福禄特尔、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，曾何以救败？”若对比柏拉图的“哲学王”和曾静以为皇帝“合该儒生作”的中西观念，曾有心做“教主”的康有为在物质救国的路上走得可谓远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