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郡国学，间有提倡者，而不能遍兴。
晋虞溥，太康武帝。时，为鄱阳内史，大修庠序，广招学徒，移告属县，具为条制，于是至者七百余人。（《通考》卷四六《学校考》七）
东晋穆帝永和，中征西将军庚亮，在武昌开置学官，起立讲舍，亮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，悉令入学。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，建儒林祭酒，班同三署，厚其供给，皆妙选邦彦，必有其实者以充此举。近临川、临贺二郡，并求修复学校。若非束脩之流，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，不得为生。明为条制，令法清而人贵。（《通典》卷五三《礼》一三）
宋文帝雅好文艺，始立玄儒文史四学。
元嘉十五年，征次宗至京师，开馆于鸡笼山，聚徒教授，置生百余人。会稽朱膺之，颍川庚蔚之，并以“儒学”监总诸生。时国子学未立，上留心艺术，使丹阳尹何尚之立“玄学”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“史学”，司徒参军谢元立“文学”。凡四学并建，车驾数幸次宗学馆，资给甚厚。（《宋书》卷九三《雷次宗传》）
宋、齐皆立国学，然辍置无常，成为具文。
宋武帝诏有司立学，未就而崩。文帝元嘉二十年，立国学，二十七年废。明帝太始中，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，有玄、儒、文、史四科，置学士十人。（《通典》卷五三《礼》一三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