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者，忠信之薄，缘饰以节文者也。同心合志，求声投契，以至于略名位而忘形骸，发乎情而永为好，情则忠信之未尝薄而不容文胜灭质焉。［47］
这强调道义之交是一种超越利害得失之上的形态。欧阳修在著名的《朋党论》中就揭示过“同心合志”的重要意义：
所中者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义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
以义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。始终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
其实把“朋友之义”说得最为透彻的，还要追溯到《论语·泰伯篇第八》：
曾子曰：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欤？君子人也。
差不多就是宋人追慕“古之高谊”的尽头。《三国志演义》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关羽添加了“土屯约三事”“降汉不降曹”“夜读《春秋》”“千里走单骑”“威镇荆州”“大义归天”等系列情节，就是瞄着这几句话演绎的。而刘、关、张由自少小贫贱之交，到长期转战流离，奔波分合，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“有福共享”，再到相继殉义的“有难同当”，完成了全忠、全节、全信、全义的生命过程。其中体现出来的“同心合志”、托孤寄命、临难尽节、生死与共的情谊，又令管、鲍之交逊色多矣。后儒所以杜撰“桃园三结义”情节、并在盟誓中注入“上安社稷，下保黎民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”的经世关怀，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、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，才能发挥出持续、广泛的普世影响。